25 July 2011

星洲日报昔日人事怨结摆上台面

曾在星洲媒体翻云覆雨的古玉梁著有新书《报业风云半世纪》,细数各报起落跌兴衰之外,毫不讳言狠批星洲昔日战友今成宿敌言论,其中是否含有复仇意味,悉听尊评明断。

时任副总编辑洪松坚与古玉梁共事时,早有职场上的政治斗争,如今古著书数落前尘往事,令洪松坚愤慨而以"古玉梁满纸谎言"驳斥,正如清朝李渔所言:"谁无恩怨,谁乏牢骚,悉以填词洩愤。"。特此转载。

古玉梁满纸谎言

Hoong Soon-kean - 23 July 2011 http://pagi.com/content/%E5%8F%A4%E7%8E%89%E6%A2%81%E6%BB%A1%E7%BA%B8%E8%B0%8E%E8%A8%80

古玉梁的新书《报业风云半世纪》,其中有关《星洲日报》的部分谎言充斥。在驳斥之前,我要先交代一下我和古玉梁之间的过节。

在丹斯里张晓卿收购《星洲日报》之前,古玉梁是《星洲日报》的高级经理,主管业务部门(发行和广告),我于1986年开始担任《星洲日报》吉隆坡的采访主任,我和他一直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。他以为《星洲日报》之崛起是业务部门,特别是他个人“劳苦功高,我则认为编采部门是报社的的灵魂,《星洲日报》假如内容空洞,任古玉梁有天大的本事,业务绝不可能增长。

我于1994年离开星洲集团之后,古玉梁接管整个《光明日报》,后来被调去香港的《明报》。他离开《明报》之后,加入南洋报业。当后者于2001年被马华收购的时候,他离开南洋加入某报。这期间他毫无建树。特别是在某报的时候,他继续使用一惯的技俩,大搞促销,到处赠送免费报纸,结果如何?恰恰印证了我的上述说法。

《星洲日报》被马哈迪政府吊销出版准证的时候,屋漏偏逢连夜雨,因为无力偿还贷款,当时还被合众银行接管。《星洲日报》全体同事顿时变得前路茫茫。我向来 和已故丹斯里黄文彬交好。一天我问他有没有可能找人收购《星洲日报》。他回答说:我没有能力帮你们,不过我可以介绍一位好朋友,张晓卿上议员。他一定有 能够帮你们。

1987年杪,丹斯里黄来电要我飞去古晋他家。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张晓卿和他的幼弟张翼卿医生。就这样开始了张晓卿收购《星洲日报》的洽谈。

张晓卿收购《星洲日报》成功,复刊之后,我升任副总编辑,除了主管新闻之外并着手推行采访部电脑化,要求记者放弃手写新闻,直接把文稿输入电脑,至此我和 古玉梁的矛盾更深。除了分歧之外。因为是我引进张晓卿(我们习惯称呼他社长),又开始贯彻报业电脑化作业,碰巧当时他是个电脑盲,(我不知道他现在还是不 是。)对我是又嫉又恨。

1992年某天,社长走进我的办公室。他说;我们刚刚收购了槟城的《光明日报》,想叫你去担任总经理兼总编辑。我回答说:让我考虑一下,过几天给您答复。

我知道社长的用意。他是要把我和古玉梁分开,减少我们之间的摩擦。因此我想,我若拒绝的话,岂不辜负他的用心?于是,几天之后,我给他答复,接受他的献议,到槟城上任。

像以往那样,我首先把全副心思放在加强《光明日报》的内容。我利用我的电脑专长,引进当时最先进的电脑扫描,远程传送图片以及使用电脑排版系统(当时数码相机还不成熟),恰逢吉隆坡发生轰动全国的莫娜分尸案和淡江塌楼案,我们从吉隆坡不断的输送精彩图片到槟城,使《光明日报》图文并茂,开始有它自己的特色,令人耳目一新,在短短的一年之内,报份从15千起到23千。见到《光明》的这一点小成绩, 古玉梁深感忐忑不安。他到报摊调查《光明》的报份,想寻找我们“做假账”的证据。但令他失望的是,他什么也没找到。

长的意思是当《光明日报》出现转机之后必须发展成为全国性报纸,主要是用来遏制《中国报》,所以除了在槟城印刷之外,还要在吉隆坡印刷。岂料提出这个问题 的时候,古玉梁又乘机发难。他说,槟城出版的《光明》是属于我的,吉隆坡印刷的《光明》是属于他的。我回答说,真要如此他必须从我的尸体跨过去。这个问题 就这样僵住了。

这是一件令人苦恼的事情。某天我向刘鉴銓提出,假如社长答应给我30万我愿意离开这个是非之地,我不想把我的青春浪费在这种无谓的斗争。隔了几天,刘鉴銓打电到槟城告诉我,社长接受了我的建议。就这样我离开了服务26年的星洲日报集团,从事电脑排版生意。当时我48岁。

在当时这笔退职金(朋友管他叫做golden handshake,直译是黄金握别)对我来说相当的重要。我之选择离开的另外一个原因是4个孩子的高等教育费用没有着落,有了30万、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。今天他们全部完成学业,老大结了婚,我和太太初尝含贻弄孙的乐趣,自认此生无憾。

谁会想到事隔7年,2001年古玉梁离开香港《明报》,加入南洋报业。同年528日马华收购南洋报业,我重新受聘担任南洋报业的集团总编辑。当天,我和董事经理刘炳权前往接收南洋报业,和黄超明以及古玉梁在办公室门口照面,冤家路窄,古玉梁一时怔住,脸色难看,那种尴尬可想而知。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重回报坛,而且专程为收拾他而来。

打从担任《星洲日报》采访主任开始,我把内部事务交给副采访主任已故谢建邦,自己致力于在外联络,建立庞大的人脉网,挖掘独家新闻。我相信一个出色的记者就像一名好的推销员那样,不能死守办事处,否则独家新闻,销售业绩何来?但这些却被古玉梁拿来对我进行人身攻击。

我和丹斯里黄文彬交情深厚正是因为我们来往频密。他在吉隆坡的时候我们总是一起宵夜聊天,每次都到凌晨一、二点餐厅打烊才散。每逢他会见马哈迪回来,我随后即到。他和马哈迪的谈话内容,能够告诉我的他都会告诉我。这是我做新闻的方法,但未必符合古玉梁的标准。

我当采访主任和副总编辑的时候做过好几件轰动全国的事情。

1982年马华梁陈党争正酣之际,陈派定于429日召开特大,罢免梁维泮的代总会长职位。426日晚上约11时,我夜访当时梁派的总秘书已故拿督陈忠鸿医生。他告诉我不会有特大。警方会禁止。这个消息于428日见报,封面大字标题是“马华特大告吹”。一时之间,已经云集吉隆坡的陈派马华中央代表群情沸腾,以为《星洲日报》刻意和陈派作对,破坏特大。整个早上拨打到报社的电话响个不停,责骂之声不绝。我在早上十一时许拨电和谢建邦联络。他告诉我,报社已经接到吉隆坡警方的通知,吉隆坡总警长会在下午2时召开记者发布会,据说是要正式宣布禁止陈派召开的特大,同时也禁止梁派召开的党庆。对一个新闻工作者来说,新闻获得证实是件莫大喜讯。

1988年中国全国禁止播放根据苏小康等原著,《河殇》摄制的电视集。我阅读内容介绍之后,决定在星洲日报连载。根据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马来西亚代理商透露,《河殇》连载之后,《星洲日报》、《南洋商报》、《中国报》以及《新明日报》都找他洽谈,要拿到《河殇》的录像带,由报社在全国各地发售。结果他选择和《星洲日报》合作,一共卖了一万多套,破录像销售的记录。(一般录像销售在一、二千套左右)。

上世纪80年代,一度掀起太极十八势气功热。我和商联控股前总经理许庆琦熟络。一天他告诉我,他要把太极十八势的创办人林厚省请来马来西亚。我看了他提供的资料,决定在星洲日报刊载十八势全集图片。见报后全国各地的同事告诉我,当天的报纸被读者抢购一空。

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,碰巧我在事发前在香港安排了一名名叫李定勇的记者。他不断的利用传真机把消息传送到吉隆坡,使《星洲日报》的内容生色不少,非常畅销。

编辑部做出的这些贡献,古玉梁书中只字不提。他的用意显然是企图制造一种假象,《星洲日报》有今天的成就,都是他一个人的功劳。

至今还沿用的 “有话直说”专栏,乃我首创,除了培养同事撰写评论 文章之外,自己也经常动笔,针砭时弊。当时适逢马华梁陈党争激烈,加上发生新泛电股灾,我们写了许多评论文章,的确得罪了不少马华党要,但也因此赢得“星 洲敢讲话”的美誉。我相信广告商使用“正义之上”的口号也是从这里得到灵感。复刊初期,刘鉴銓告诉我,马华陈派某党要曾亲自到诗巫会见社长,告诉社长说: “要办好星洲,一定要开除刘鉴銓和洪松坚。”

古玉梁害怕别人指他是“铲除洪松坚黑手”,但他好大喜功的本性难移,当我通过刘鉴銓争取,拿到30万离开的时候,他又迫不及待邀功,编造出以下谎言:

“接掌《星洲》不久张晓卿便接到许多有关洪松坚品行的投诉,以致在1991年中下令总编辑刘鉴銓解除洪的职位。财务主管张裘昌对此事知之甚详,刘总编辑犹豫不决,不肯动手,令老板不悦。但是编辑部有人刻意散播谣言,误指古玉梁是黑手,要铲除洪松坚。”

“洪松坚多次被政坛要员投诉,老板忍无可忍,张裘昌与古玉梁商量后乃向老板建议补偿20万元,让他离开,至少此数额可当做老板当年收购《星洲》的“介绍费”,免日后遭人诟病,指老板无情无义。此项建议呈上后,老板慨然加多10万,洪松坚19942月底领了30万元,在48岁时离开《光明日报》,总算替刘鉴銓卸下肩头大石”

或许古玉梁不知,刘鉴銓多次向我提出要我担任执行总编辑。我认为这有可以印证我向刘鉴銓逼宫的传言,所以没有接受。

又如古玉梁所言,“1991年老板就已经对洪松坚不悦”,1992年社长怎么会亲自走进我的办公室,献议我去槟城,升任《光明日报》的总经理兼总编辑,2001年马华收购南洋报业,我又怎么会重新受聘担任南洋报业的集团总编辑?他或许不知道,直到今天我还在张晓卿的常青台网络电视任职。

古玉梁的谎言毫无逻辑,不堪一驳。

古玉梁在书中说:“古玉梁曾亲笔写私函给刘鉴銓,劝他好自为之,希望报社内部维持和谐。嘴边挂着专业道德第一的总编辑,居然将私函交给老板,挑拨是非,行径真匪夷所思。”

当他指责刘鉴銓公布他的私函的时候,他竟忘了,他未经我的同意,断章取义,公开我给社长的私函,不管他是从哪里弄到这封信,私自复印收藏,在我看来其行径和宵小盗贼没有两样。

古玉梁说:“某晚,洪松坚从槟飞返吉隆坡,在8点多带着一股酒气步入八打灵总社总经理办公室,与古玉梁单独会面,单刀直入说要“河水井水,划清界限”,还莫名其妙引述《南洋商报》郭隆生的例子,说成是“大马报坛已经尘埃落定,星洲也已跃居第一),洪、古两人可以编务、业务两天下。”当时在办公室里处理业务的古玉梁立即起身,毫不客气地请他出去。”

这 又是一派谎言。某天我的确找他交谈,或许当时我过于天真,想试探有没有可能寻求和解。我说:“你主管业务,我主管编务。我们之间没有冲突。为什么不能和平 相处,偏偏要浪费时间做无谓的斗争。”当然一向狂妄自大的古玉梁没有接受我的建议。现在他却重提此事,尽情歪曲,企图把我丑化。

书 中古玉梁处处抬高自己,把别人说得一无是处。他指责《星洲》的区经理“懒散落后找庇荫”,但事实证明古玉梁在《星洲日报》所作所为不得人心,否则不会被调 派到香港。正是因为他的离开,《星洲》得以享受好几年的太平盛世,业务蒸蒸日上。这也正好说明,在《星洲日报》,古玉梁可有可无。但是对于古玉梁来说,不 能重回中央,则有如放逐边疆(被边沿化)。他死也不会瞑目!所以他后来反扑是必然的发展。

当 他知道返回中央无望的时候,他毅然背板《星洲》和张晓卿,离开香港《明报》,加入南洋报业,想要在那里建立基地,和《星洲》对抗。岂料人算不如天算,南洋 报业最终落入张晓卿手里,他只好垂头丧气地离开,怂恿别的办报人创办某报。它创刊至今,业务毫无起色,资金大量流失,因为不是他自己的钱,古玉梁一点都不心疼

在《星洲》的时候,收购其他报社向来是他的主张。收购槟城《光明日报》是他一手洽谈。现在他之所以反对收购南洋报业是因为功劳不归他有,加上许多个人恩怨,一夜之间竟变成了反收购英雄,说穿了正如他自己所说,“正义之上”只不过是广告宣传而已。

如此种种,已经足以说明古玉梁的人品如何。就此搁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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