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6 July 2010

杨伟光能否拣回生命?

如火如荼的拯救杨伟光后援会,正跟时间赛跑,期冀民间签名陈情和政府的斡旋,赶在826日之前,向新加坡总统纳丹寻求杨伟光因贩运毒品被判死刑获得特赦。

22岁的杨伟光因运送47克海洛英遭新加坡判处死刑。其代表律师拉维因为新加坡法律部长山 姆甘公开表达应该处决杨伟光的立场,而导致他无法上呈宽赦请愿书。拉维因此转而求其次,来我国请求掌管法律事务的部长纳兹里和外交部长阿尼法会面,但不得要领,情况恰似受到冷漠对待。

面对毒品泛滥的危害,我国乱世用重典的法律对贩运者处於绞刑向来不手软。因此,要新加坡放杨伟光一条生路,将心比心,颇为难以启齿。过去,涉及毒品案件的狮城罪犯被判死刑,新加坡都"节哀顺变"接受这些事实,不作出求情。

但是,杨伟光的案件受到民间团体的关注,确实有案例可寻,可为他的死刑奔走的理由。新加坡政府在执法方面的肤色歧视或轻重失据留下了话柄,该国的印裔公民沙慕甘姆遭问吊,而同样因贩毒而罪名成立的德国女子朱莉娅 波尔(Julia Bohl)却因为德国当局的压力而无需面对死刑;五年徒刑,最终只需服刑三年。

因此,后援会燃起希望,期待民间的力量鞭策大马政府通过外交途径,给杨伟光第二次生命的机会。我国政府虽曾严厉拒绝他国干涉内政,并对恳请宽赦抱着强硬态度,但是,也有此一时彼一时的斟酌。

马来西亚政府与回教党曾在2008年,设法为远在中国北京因运送2.9公斤海洛英而被判死刑的乌米阿兹林奔走,为她家人筹款、安排其家探监慰问,并承诺不会让中国政府对乌米阿兹林实行死刑。经过努力下,广 州刑事高等法院改判乌米阿兹林终身监禁,让她逃过一死。显而易见,乌米的性命被拣回来,种族和宗教的因素考量存在其中,外交斡旋就显得勤快。

新加坡和大马政府既然创下网开一面的先例,那么,杨伟光年轻的生命是否能从死亡边缘解救过来,就考验着双方的智慧。两国政府不得不从长计议,如果在舆论压力下,让严明的法律屈就和妥协,那么,司法为了打击社会公害就会面对阻力,甚至是,杨伟光若逃过死劫,将间接鼓舞后来者动彻就发起群众运动为死刑犯开脱,法律的尊严势必受到损折。

尤有进者,过去两国都对犯重罪的死刑犯执行绞刑,却未有群众的吁请说项,何以杨伟光的案件必须采取另一标准来重新检视呢?对已经伏法的罪犯,或是今后与杨伟光有同样际遇的死囚犯,当今的后援会或团体又该如何面对公众的质疑?

虽然政府不断审时度势,以死刑来阻吓贩运毒品和拥有枪械者,但是,这些严刑峻法多年来都无法阻截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。因为每个罪犯都认为本身可以侥悻逃过法律的制裁。一些人主张对罪犯宽恕是基於他们的文化水平或对法律的无知,但是,曾有司法界的名人如此判断:在他们计划犯罪之前,头脑是清晰地布署他们的罪恶活动。

对杨伟光宽赦,终究要讨论到生命刑的存废问题。两百年来,西方学者从不间断对死刑的意义争论不休,始终未能达致结论。

人们深信死刑是以剥夺犯罪分子生命为标准,其刑罚的目的是 报应论与预防论之间相辅相行。在报应者看来,刑罚目的在于给犯罪人以罪有应得的惩罚,换言之,刑罚的目的是为惩罚而惩罚,相反,预防论则将预防犯罪作 为刑罚的唯一目的。但是,反对死刑的人认为罪犯不会从死刑的恐惧中醒悟过来,他们应受到监禁,从中教育与开导,使他们的生命展现光辉的一面,才能真正说明惩罚的效益和意义。

杨伟光案件,马新政府当然不会把死刑存废的问题相提并论,但是,由於政府本身也存在要求和自动宽赦的先例,自然就应给杨伟光第二次生命的机会,否则,政府的慈悲心就显得厚此薄彼了。

星洲日报 言路 26-7-2010

3 comments:

壞友 PoWKilLeR said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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